中国制造的四十年暗线:破茧、假货、革新

摘要:创新来源于知识产权保护,一个尊重知识产权的环境,才是中国制造业腾飞的基石。

2003年,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手机芯片技术,将芯片与软件平台整合在一起,推出了具备通信基带、蓝牙、摄像头等模块的一整套手机解决方案。甫一推出,深圳的华强北就成为了这种“保姆式“解决方案的最大受益者,"山寨机"一鸣惊人。

适逢国产手机快速崛起的时期,低成本的MTK平台迅速成为山寨机的首选,而华强北恰好拥有电子元器件到模具厂等最为齐备的产业链,两者可谓天作之合,直接把做手机的难度拉到了摊煎饼的水平。随着八个喇叭的三卡三待手机迅速铺开,华强北也迎来黄金时代。

鼎盛时期,华强北的一个铺面动辄两三万元的租金,一米柜台造就亿万富翁的传说不断上演。联发科也顺手拿了个“山寨机之父”的头衔,可谓与有荣焉,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一铺难求的繁荣景象贯穿了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,直到iPhone杀入手机市场。

2013年,诺基亚帝国分崩离析,曾经人声鼎沸的华强北也宣布封路改造。两年后,东莞手机代工厂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,董事长高民在深圳自杀,他在绝笔信里写道,“愿赌服输,我输了”。在他身后,山寨王国走向了终局。

华强北崛起到坍塌的掠影并非孤例,假冒、廉价、山寨几乎伴随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。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,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,就会把质量提升作为国家战略来布局。但在这背后,却是一条漫长而波折的打假之路。

莆田的叹息

1998年,金融危机爆发,重创东南亚的同时,也波及了年轻的中国制造业。

福建晋江和莆田山区里的名牌运动鞋代工厂,一下子失去了海外订单,众多身负巨额债务的老板纷纷跑路,抛下了厂房、生产线、原材料,以及数以万计需要养家糊口的制鞋工人。

晋江的鞋厂痛定思痛,决定自创品牌。当时还是一家小作坊的安踏,年利润只有区区300万,老板丁世忠直接拿出了80万,请了奥运会乒乓球冠军孔令辉做代言人,在央视体育频道上喊出“我选择,我喜欢”。安踏品牌一夜之间闻名全国,年销量从2000万增长到2亿,从此走上了名牌国货之路。

当晋江的安踏选择自己做品牌的时候,莆田的鞋厂却选择了另一条路:生产名牌高仿鞋。

对莆田的工人们来说,已经做了十几年代工,现在转做仿制不是大问题。运动鞋本身是高度标准化工业化的产品,而莆田的材料、设备、技术都是现成的,还因为不用纳税,能买到更便宜的材料。而且,当时即使被海关抓到,也只会没收、罚款,不会入刑。很快,莆田的假鞋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上千家。

莆田的运动鞋代工厂  图源网络

一双正品的耐克鞋,成本两三百,但售价动辄上千元,这种价格落差给了莆田的同款高仿鞋巨大的定价区间,足以同时让自己赚钱、让消费者买得起。因此有人戏称,“国内10双假鞋9双来自莆田,全球3双耐克就有1双是莆田制造”,是莆田“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鞋”。

易生产、高收益、低风险,假鞋让莆田人迅速致富。每逢春节,莆田的马路就会被各种豪车占满,每张餐桌上必配一盆鲍鱼、一只穿山甲[1]。在这种环境下,本有机会从事其他职业的年轻人,经过长期耳濡目染,也加入了假鞋产业。

在莆田,距离假鞋销售中心安福市场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莆田学院。这里的很多学生都在白天上课、晚上发货,毕业以后也开网店卖假鞋,因此莆田学院也被称为“阿冒学院”。

更有甚者,本来已经出国留学了,还是回莆田卖假鞋。有媒体曾经拍过一部莆田鞋的纪录片[2],片中的主角是一名卖莆田鞋的商人,原本是在英国学医的留学生,在留学过程中开始卖假鞋。

当时,他会先上社交网站 Reddit查看最新的潮流动向,然后向鞋厂拿货。拿到货后,再通过在社交软件上发布广告卖出去。

光是做假鞋分销商就利润惊人。他一天可以向全世界的卖家卖出120双鞋,月入10万美元,比起长年学医、负债累累的同学,简直爽太多。因此毕业后他“弃医从假”,专职卖假鞋。

在国内,莆田假鞋也驶入了互联网的快车道,在世纪初与电商平台共生共荣,形成了一条“线下制假、线上售假”的庞大产业链。在电商平台相继提高打假强度后,莆田假鞋又带着面膜兄弟转战社交媒体,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喜提宾利的神话。

与华强北的升腾和陨落不同,不管真鞋假鞋,其实都没有太多科技含量,很难像华强北一样,在技术迭代的过程中发生从山寨之都向硬件之都的大转型。因此,莆田虽然有数以千计的鞋厂,却迄今没有一个大众熟知的自主品牌、没有一家上市公司。而这种隐蔽在角落里的线下制假产业链,又恰恰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。

正如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的描述,“关闭100个线上假货店铺,不如在线下端掉1个制售假窝点。”

但相当长的时间里,在线上打假被用烂了的大数据和AI,却在线下捉襟见肘。盖因线下的制假窝点不依附于任何一家平台,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,就连政策的制定者,也被这块冰山之下的无人区困住手脚。

职业打假的末路

2002年4月,山东青岛的“职业打假人”臧家平在北京购买了几盒假冒的“藏汴宝”,并向假药生产商——一家陕西的保健品厂提出赔偿要求,顺利获得了1万元补偿。

作为青岛市公安局治安队检测中心的曾经一员,臧家平的名字在制假圈家喻户晓。1996年,臧家平就曾购买过100节假冒的日立充电电池,为了赔偿打了场官司;两年后,他又带头发起了一次打击假药淋必治的浩大行动,一时声名鹊起。

在“藏汴宝”上尝到甜头后,臧家平又找到了药品生产商,请求由他来打假,费用自己出,赔偿对半分。师出有名的臧家平再次找到生产假药的保健品厂,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中有一篇对保健品厂不利的文章。一翻斡旋之后,厂商花4万元买下了臧家平手中的假药,再掏3.5万元购买他那台市场价只有7500元的电脑。

不久后,厂商专程来北京,将7.5万元送到了臧家平手里,只不过跟着厂家一起来的还有北京警方。一年后,臧家平出现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被告席上,以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刑三年。

这起案件在打假圈引发轩然大波,同一时期,职业打假人身上的光环也开始褪色。不单单是公众,中国的公权机构对于打假人的“知假买假”也存在多次反复,这种情形,在中国的法制史上极为罕见。

出台于1993年10月的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打假人手中的尚方宝剑。1995年春天,22岁的王海陪弟弟来北京考试,在一家小书店无意间翻阅到了这本法律条文,紧接着,他买了12副索尼耳机,并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,“打假第一人”由此走进公众视野。

那年冬天,迅速蹿红的王海应邀参加中消协组织的座谈会,会场上的政府官员、法律专家和工厂老板激烈争论着: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刁民?是新型消费者还是在钻法律的空子?这也成了之后十多年困扰整个中国法律界的问题:职业打假人到底算不算消费者?

2001年,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唐德华在国家法官学院的一次培训中称,“知假买假,从中牟利,这种打假是假打,不应获得双倍赔偿。而两年后,臧家平被判敲诈勒索。

这期间,王海因为“津成事件“一度传出精神失常的消息,开起打假公司的刘殿林,手下的调查员被造假工厂打进了医院,一位名叫黄立荣的律师受雇于打假公司,结果被暴打致死弃尸街头。

为避免被报复,王海常年带着墨镜  图源网络

与之伴随的是公权机关对打假者态度的不断反复:臧家平入狱一年后,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颁布文件,称不支持消费者“知假买假”,久而久之,不支持营利性打假逐渐成为共识,而曾经翻云覆雨的打假人,在经历了诸多浮沉之后也已销声匿迹。

而在法律的争论之外,一度茁壮成长的职业打假群体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假货的生存空间,反而成为了一个与假货亦敌亦友的庞大产业。打假第一人王海就曾毫不掩饰的称,自己打假是为了净化市场,也是为了赚钱。随着新广告法实施,职业打假人的矛头又从假货变成了宣传广告,而不是商品质量问题。

以深圳为例,在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后的4年里,职业打假人的投诉举报占比几近95%,而这其中近75%都是标签标示类投诉,一些打假团队接着互联网跨时空打假,投诉量动辄近千件,往往真正的造假巨头毫发无损,用了“一流”、“独家”等绝对性用语的卖家仓促躺枪。

2019年12月,创造了王海的那部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诞生26年后,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出台新规:关闭“职业索赔”投诉之门,职业打假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尘埃中。

但真正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被解决。

打假的真相与未来

中美入世谈判期间,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佟志广曾买到过一箱假冒美国品牌的桔子,美国正牌叫“Sunkist”,中国假货叫“Sunkists”。后来写回忆录,佟志广想起来还是觉得气,“你是想给那些马虎人打个马虎眼,说这是美国货,何必呢!”

说20年前,稚嫩的“中国制造”还需要仿冒洋品牌来给自己做背书,那么20年后的今天,假货已然成了中国制造业面前的绊脚石,“康帅傅”、“六禾核桃”挨个登场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制假群体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大,打假形势也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严峻复杂。

2017年7月,莆田警方在阿里的技术协助下,破获了一起假冒椰子鞋案。售假团伙用twitter和YouTube引流,用海外版微信和买主沟通,交易直接以美元结算,反侦察手段和经验跟好莱坞电影比只高不低。

制假售假手段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,也是阿里巴巴在打假道路上不断成长的过程,从与奢侈品集团闹不愉快、到被国际反假货联盟除名,到重新被接纳,被国际主流认可,也是一段充满波折的探索之路。

阿里的全方位打假始于2010年,那年淘宝年会上,马云代表深受假货困扰的阿里说了一句,“如果关闭淘宝可以取缔假货,今晚就把淘宝关了。“

马云的表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打假事业在当时的尴尬窘境:公权部门起到的作用大多是事后处理,在事前监察上捉襟见肘;对企业来说,花大成本打假,往往打了一个又冒出来十个,得不偿失;靠消费者投诉举报,不仅流程繁琐、对假货的震慑也是杯水车薪。

2015年年底,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,阿里巴巴成立了为打假而生的平台治理部。按照马云的说法,这个部门“预算无上限、进人无上限”。

之后,本着“不能单干”的口号,阿里开始联手公权部门深入线下打击制假售假窝点。2017年新年伊始,阿里再度宣布,和LV、施华洛世奇、华为等20多家品牌联手建立打假联盟,利用互联网技术打击假冒产品。目前,这个联盟已经囊括了茅台、苹果等全球170个知名品牌权利人。

根据阿里发布的2019最新打假年报数据,在刚刚过去一年,96%的疑似侵权链接一上线就会被封杀,96%的知产权投诉在24小时内即被处理。同时,阿里联手围剿假货源头的区县执法机关从2018年的227个增至439个,一年新增93%,协助抓获的制售假犯罪嫌疑人从2018年的1953人增至4125人,一年上涨111%。

2020年开年,阿里巴巴正式对外发布了“打假无疆”平台,消费者可以在阿里系APP内对线下假冒品牌权利人的可疑店铺发起举报,每次成功举报均可获得公益时并兑换相应激励。这意味着阿里巴巴开始触及中国打假历史上最复杂的问题:如何有效打击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线下假店假货?如何让消费者参与其中,又不让他们变成逐利的职业打假人?

消费者通过支付宝或淘宝搜3小时公益,即可在“打假无疆”平台发起举报  图源网络 

举例来说,如果消费者在线下发现冒牌的五粮液零售网点,就可以直接通过支付宝或淘宝中的“打假无疆”平台举报。反之,正牌的销售点也会在高德地图、天猫小店等上面有特别标注,防止消费者受骗。

这是一种纯公益的新型打假模式。消费者每一次的成功举报将换来“3小时公益”平台的公益时激励。“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”,消费者通过举报在保障自己权益的同时,也在为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一份贡献。

过去,线下打假鱼龙混杂、乱象丛生的情况迟迟不能改善,导致线上治理的再好,也会被线下所侵蚀。而在马云喊出“今晚关淘宝”的第十个年头,阿里通过自身的漫长实践,结束了线上与线下打假长期以来的割裂情况,也为中国的打假事业趟出了一个新格局。

在这个平台下,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各司其职:消费者检举、品牌方核验、行政执法机关查出,阿里则用技术的力量贯穿其间,扮演者一个”超级信息渠道”的角色。

可以预见的是,“打假无疆”会在未来逐渐重构中国线上线下一体化打假格局。而通过公益的方式,它又成功撬动全中国的消费参与到线下打假当中。欣慰的是,这个纯公益的平台,从出厂设置那一刻起,就阻断了职业打假人的索赔之路。

佟志广在回忆录里,讲完了冒牌桔子的故事,他总结说,“(当年)我们确实是倾向于保守,倾向于被动,我们的创新精神总是不够,模仿精神倒很强”。

创新来源于知识产权保护,一个尊重知识产权的环境,才是中国制造业腾飞的基石。

从华强北山寨王国的起落浮沉,莆田假鞋的遍地开花,到职业打假人的穷途末路,打假无疆的横空出世,这一幕幕勾勒出中国四十年来制假与打假相互交织的历史脉络。而脉络背后,是中国制造业从无到有、从有到强的必经之路。

决定这条路走要多远的,是科学、严密与高效的模式和体系,是身处其间的每一个平台、每一家生产商和每一个消费者。希望有一天,佟志广买桔子的经历会成为一个单纯的段子,“康帅傅”、“六禾核桃”也会成为往事。

愿天下无假。

参考材料:

[1]《莆田的“叛徒”》,《GQ》

[2]VICE莆田鞋纪录片,VICE

[3] 王海这十年,人民网

[4] 美国众议院震惊:美国公司打击假货远不如中国的阿里巴巴,环球时报

[5] 禁止抑或限制——知假买假行为规制研究,法学评论

[6] 职业打假人牟利性打假行为的司法认定,法律适用

文 | 财经戴老板   文/姚书恒 黄主任  数据支持/远川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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